阿玛蒂亚·森：交通与其投融资休戚与共

　　交通投融资，可以说是当今交通运输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国际运输论坛2013年峰会上，来自76个国家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学术研究机构和相关企业代表齐聚德国莱比锡，共同呼吁加大在战略交通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投资力度，寻求交通运输业稳定、长期发展的投融资新渠道。本期视点摘要编译刊发峰会要闻及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交通与其投融资休戚与共

　　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玛蒂亚·森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即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道德哲学。他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其关于交通及其投融资的独到见解，对于把握全球交通发展态势及推动我国交通运输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的殷实富足程度，在诸多方面远超我们祖先所能想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千百年来日益繁荣的贸易往来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及劳动技能的发挥——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对此已有论证。鉴于国际运输论坛2013年峰会的主题为“交通投融资”，我们应谨记，劳动分工创造的增益是世上诸多人群安享繁荣的主要源泉，也是芸芸众生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动力，这一切都依赖于便捷交通的有力支撑。亚当·斯密在其经济论著中不仅论述了现代贸易，还列举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等地利用通航河流开展商品交换的事例，从而探讨了世界古代文明早期商贸对于通航河流的依赖。

　　我的发言主要探讨四个问题。一是需要关注交通在促进发展及共享全球繁荣方面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二是交通及其投融资对应对目前全球大规模经济衰退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交通投融资在经济紧缩时期刺激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三是将环境考量纳入未来交通发展方向、规则及管制，重视全球及区域环境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性；四是合理解决交通难题及环境问题的交通公共政策的作用。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减少贫困和共享公平的重要事业，对于已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更是如此。很多情况下，小额贷款和经济组织的资助，对于消除贫困、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增长举足轻重，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帮扶落后地区人口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如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述，增进人员交流和往来已成为促进人类文明的重要动力。值得提及的是，试图在整个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以摆脱经济衰退阴霾的呼声，已激起诸多欧洲民众的不满（民意调查显示似乎如此），然而，实行“欧洲通行证”优惠票价的创新安排，推行更廉价、更便捷的出行方式，可能在共克时艰中汇聚人心，散发正能量。

　　纵观过去二三十年，发达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稳定（可能略有下降），而该比重在新兴经济体中却增长迅速（超过1.5倍）。上述迥异备受关注，探究其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发达国家已构建覆盖范围广泛的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可扩展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更为广阔，交通扩建为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绝佳机会。

　　若欧洲和北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企稳回升，以摆脱经济衰退利剑悬顶的不安情绪，那么交通基础设施整体步伐将加快，呈上升趋势。交通建设具有耗时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应未雨绸缪及早筹划。

　　关于交通对于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很多欠发达国家尚未加入新兴经济体行列，扭转亚非拉部分国家持续贫困的趋势，需要有系统性、前瞻性的交通规划且为未来预留扩展空间。实际上，即使所谓“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已达到某种繁荣的程度，其发展也经常出现偏差和局限。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减少贫困和共享公平的重要事业，对于已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更是如此。很多情况下，小额贷款和经济组织的资助，对于消除贫困、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增长举足轻重，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帮扶落后地区人口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应清醒地看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与支出不会给改革带来丝毫阻力，相反它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如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朝正确方向发展）。因此，目前必须审视交通投融资的挑战，欧洲尤为如此。

　　关于第二个问题，经济衰退、财政紧缩背景下交通建设的作用。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经济下行压力迫使政府削减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主要是试图尽力压缩公共财政支出，当然，这个时候交通部门在交通扩建上的直接压力并不凸显。如前所述，若欧洲和美国经济企稳回升，交通基础设施将面临压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耗时较长，高瞻远瞩、长远谋划已迫在眉睫。

　　以上观点简单明了，更为复杂且颇受争议的问题在于，交通支出与投资是否可以产生提振经济、促进发展的实际效果。欧洲国家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作为减少公共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灵丹妙药，由此不加区分地采取经济紧缩政策，造成经济决策失误，本人一直不敢苟同。2011年5月，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在巴黎联合举办年会，经合组织秘书长主持会议，我发表了题为“寻找增长点、谋求新发展”的演讲。此外，我在法国《世界报》、意大利《共和报》、英国《卫报》撰文宣扬我反对经济紧缩政策的观点——依我看来，反响甚微。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之声甚嚣尘上，主导欧洲命运的大国对于应对经济难题所采取的政策自有主张，无回旋余地。实际上，经济紧缩战略在解决欧债危机方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观美国，美国已降低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财政赤字状况改善，主要得益于经济形势好转。提振经济是美国减少财政赤字的惯常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及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但目前欧洲经济尚无起色。

　　欧债危机引发各界对于经济政策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然而欧洲国家广泛将经济紧缩战略奉为圭臬。探究其中缘由有助于我们拨云见日，洞察问题症结，也易于我们深入开展交通投融资大讨论。欧洲迫切需要多方位的制度改革，而制度改革绝非等同于凭空想象、不加区分地采取经济紧缩政策。轻率的态度加之经济紧缩政策，犹如两种化学物质的混合，其弊端是无法全面压缩公共支出，治标不治本，真正迫切的改革举步维艰，也使经济紧缩政策反对者尤其是选民更加抵制制度改革。经济紧缩政策令欧债危机雪上加霜，失业严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经济紧缩政策的另一个副作用是生产力损失及年轻一代长期失业造成的劳动技能丧失。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技能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交通和贸易的发展有赖于劳动技能的形成）。然而，有失妥当地实行经济紧缩改革，粗暴地抹杀了劳动技能的发挥。

　　世界上诸多国家仍然呼唤制度改革（欧洲已实行部分改革，当然任重道远），但绝不需要任何经济紧缩政策——事实上恰恰相反。应清醒地看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与支出不会给改革带来丝毫阻力，相反它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如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朝正确方向发展）。因此，目前必须审视交通投融资的挑战，欧洲尤为如此。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应对环境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应深化交通运输业所需能源在存储、传输、便携等方面的研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如铁路运输），可比依靠私家车及机动车的客货运输所耗能源大幅减少。

　　话题转向最后两个问题。有人认为交通扩建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因而反对交通扩建，这种观念反映在，对运输行业征收的污染排放税（如二氧化碳排放税）远高于供热和照明等方面的排放税。该问题盘根错节，争议颇多。但倘若交通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且发展交通可以惠及那些未能充分从经济总量高增长中受益的、被忽略的贫困人口，那么就有必要将精心安排的交通扩建事业视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特别是被忽略的人群生活质量的迫切任务。应当明确指出，谈及交通运输，并不是仅指富豪尊享的“欧洲东方快车”（以极度奢华闻名，被称为火车轮上的“移动宫殿”），而应该是指涵盖商务活动、经济合作、旅游观光的必需的交流，有赖于此，大众能安身立命、获得自由、追求幸福。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上述核心问题，并应具有远见卓识，深入研究公共政策需求。以下两方面考虑不容忽视：

　　第一，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应对环境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应深化交通运输业所需能源在存储、传输、便携等方面的研究。能源发展之路渐行渐远，挑战颇多，如目前太阳能与风能发电的持续供给不容乐观，可持续供电能力有待提高，这要求我们开展降低其电能储存和传输成本方面的科学和工程研究。此项工作已启动，但依旧任重道远。有必要开展非化石形式的航空燃料的突破性研究。同时，仍需要强调，要在不同层面上深化对化石燃料的研究。一言以蔽之，考虑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于促进交通运输与贸易发展、助力经济发展、减少人类贫困的重要意义，我们应对交通运输行业的能源议题开展全方位的科学研究。

　　第二，关于交通运输对于环境的影响，公认的事实是，很多交通方式的能源消耗远不如其他方式集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如铁路运输），可比依靠私家车及机动车的客货运输所耗能源大幅减少。为此，应针对有关公共政策，做好广泛的公众讨论和缜密决策。

　　交通领域的相关公共政策，对于保护环境和推进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提供优良公共设施、促进社交互动方面同样功不可没。应统筹考虑交通规划与经济和社会的相关关系，二者不分伯仲，不可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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