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胜利？交通时间的增加能提高市民的收入吗？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交通时间有进一步增加的概率趋势。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交通时间对个人的经济绩效是无效的或是具有消极效用。

一般而言，交通时间会挤占休闲时间，限制与家人相处的机会、减少在阅读、公共服务和户外活动的时间，交通时间增加会加剧客观压力源和主观压力源（例如感觉、需求、满意度）对职工情绪的负面影响，交通时间过长会产生焦虑感、压抑、无精打采、悲观、疲惫、睡眠紊乱等身体与心理问题，进而影响个体工作表现。

研究者对维也纳和澳大利亚居民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单程交通时间超过30分钟将明显降低居民社交满意度。这说明，进一步指出交通时间的持续增加将会恶化现代城市生活质量（Golob，2000）。利用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交通时间与收入进行研究表明，交通时间与偷懒行为存在替代效应，每增加一单位交通时间，将减少个人净时间利用，从而导致休闲时间减少（Ross & Zenou，2008）。

一般而言，年龄、是否有孩子、职业、每周工资、交通方式等统计特征影响交通时间。而城市结构、职住平衡与城市能耗是影响交通时间的宏观因素。此外，工作机会、住房机会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也是影响交通时间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社会技术的进步、工资水平的提升和平均交通速度的提高都有助于减少交通时间。

然而， Ommeren 和Rietveld（2005）通过对交通悖论的研究发现，随着社会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居民工资水平、交通成本和交通距离都会增加。实际上，对OECD国家交通行为进行的研究发现，交通速度提高增加了交通距离，因而并未缩短交通时间（Schafer，2000）。

这是由于随着生产效率和居民工资水平的提高，个体能承担成本较高的快速交通方式，结果导致交通距离的增加。Gordon et al. (1989) 对美国过去几十年的交通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交通方式的改变和平均交通速度的提高并未缩短平均交通时间。

由上面的文献分析可知，在导致交通时间减少的因素（如：技术的进步、交通速度提高等）和导致交通时间增加的因素（职住分离、交通拥挤、居住郊外）的综合作用下，个体的交通时间有所增加，并挤占个人休闲时间。

最新研究：住得越远越富有？

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交通时间具有重要的负面效应，把交通时间看作社交孤岛的主要成因，并导致个体幸福感下降。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工作时间外的交通时间增多将加剧工作中的偷懒行为（Burda et al., 2015）。由于职工工作外非休闲时间（交通时间）增加侵占了职工的休闲时间，引起职工通过偷懒来报复性地获得休闲弥补，进一步导致职工平均收入的下降或失业率的提高。

然而交通时间对收入水平的负面影响并未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同。

在工业化发达国家，相较于中低收入群体，富裕群体职住分离现象更为严重。高收入群体居民往往具有较远交通距离。一项出人意料的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居民成为长距离交通者，并且，住得离公司更远，从而交通时间越长似乎成为一种提高收入的“激励”，成为个体提高职位和收入的策略（Burda et al.,2015）。这其间的奥秘何在呢？

现实答案：大城市胜利的秘密所在

国际上，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和越来越拥挤，“交通持续时间持续越长，其收入增加机会越大”，这个反常的奥秘似乎得到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证据（Flood & Barbato, 2005）。Jennifer Roberts(2011)在研究交通时间对男女心理健康的影响时发现，作为对交通时间的补偿效应，交通时间较长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好的家庭居住环境。

究其原因，第一，选择居住地点是在对工资水平、房价和交通时间权衡后的选择结果，居民可以在城市中心工作享受高工资福利，同时居住在房价较低的郊区，同时又必须承受较长的交通距离和交通时间。

新阶层空间经济城市模型也认为居住位置的选择是房屋价格和交通成本（包含时间成本）之间的平衡。长交通距离是人们对郊区低房价和良好居住环境的平衡，而高工资水平则是劳动市场对交通成本的一种补偿。

居民居住区域通常远离城市中心，企业必须提供较高的工资来补偿员工交通成本，而高工资水平对于长时间交通者具有较好的激励作用。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工作者往往具有更快的移动性和更长的交通距离，其通过高收入水平来弥补交通成本的增加。因为高收入群体通常通过具有较快平均速度的高级交通工具来缩短他们的交通时间。

第二，交通时间并不是完全无效，它可以通过提高社交活动机会、听音乐、打电话、阅读、从家庭到工作角色转换等作用来提供有益效用（Redmond & Mokhtarian, 2001）。

第三，交通时间还为个体提供有益的独立时间和工作后的休息机会。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移动工作”产品可以促使交通者在交通途中进入工作状态，将交通时间转换为工作时间可以增加交通的经济效用。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长时间交通者可以通过社交网络进增强个人工作能力。这种工作能力的增长得益于长时间交通积累的社会资本和学习机会，进而提高个人工作绩效。

Burke et al.（2011）发现长时间交通者在工作中往往具有合作态度、新的交流和难题处理能力和技巧，并增强个体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适应性技巧。正如Raelin（2008）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工作能力的增长得益于长时间交通积累的社会资本和更多的学习机会。除此之外，远距离交通者往往具有合作的学习态度、新的交流和难题处理能力，增强了个体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适应性(Burke et al., 201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较长的交通时间能“倒逼”人们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被解雇的风险，从而提高长期内的工作表现和工资水平。这正是“大城市的胜利”所在：大城市为人们提高了效率，而提高的效率能带来更高的收入，最后，更多的收入可以购买更多的休闲。这样的链条，是积极的，可持续的，高效的。

在交通工具选定的情况下，距工作地点较远的居民为了防止路程中不可控制的客观因素（路面管控、堵车、交通事故等）造成时间拖延，会尽量提早出发，到达工作地点。相比之下，距工作地点较近的居民，因上述不可控的客观因素较少，而主观因素出现的概率又不确定，所以经常迟到。陈勇（2015）对天津中学生的研究已经证实，经常迟到的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因此，距工作地点较远职工经常早到办公地点，下班时为了躲避下班高峰而又选择推迟下班时间，这在客观上延长了距离较远职工的工作时间，进而提高工资水平。

政策启示：弹性工作制助长“大城市的胜利”

大城市的存在和扩张，使交通时间可以与休闲时间之间呈现出稳定的相互补偿效应。个体在交通时间内的阅读、玩游戏、看电影等休闲活动有效缓冲了家庭和工作角色的转换，同时，较长的通勤时间又“倒逼”出员工高效的时间管理模式，从而有能力购买更多的“闲暇品”。

因此，政府层面应通过加大推广弹性工作制力度来强化大城市的效率。

当员工有选择每天工作多长时间的权利时，交通时间的延长会提高劳动力的供给和劳动效率。Eva 和Jos（2010）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当每周工作的总时长不变时，交通时间的增加将导致工作效率提升。

具体而言，对于交通出行成本较高的大城市而言，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实施弹性工作制来减少员工每周工作天数，但可以适当提高每天弹性加班的时间。这样，在不降低工作绩效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城市拥堵情况，还能增加休闲时间，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